“三十而立”的阴影

比起外国男人来，中国男人又多了一重文化压迫。中国人的人生概念中格外看重“成家立业”。

成家好说，立业便难了。孔丘老先生一句“三十而立”，又以圣人之尊规定出一个立业的时间表，弄得有些事业心的临近30岁的中国男人都神经兮兮的。精神病学家的统计显示，男性在30岁左右患神经症的比例最高，这个数字只对中国男人有效，显然因为“三十而立”在作祟。

如果早于30岁建功立业，我们的文化颂之为“年轻有为”；如果到了40岁还无事业根基，我们便称其为庸庸碌碌；如果50岁终于搞出点名堂，我们便会冠之以“大器晚成”。我们对生命的这种追迫，到底是进取精神的表现，还是病态的症状呢？

对尽早成才的追逐，使男人早在幼年时期便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其中，从而放弃了许多自然赋予的生命快乐。面对那些放弃游戏而整天埋头书本的少年，我们无法不悲叹人类的自我迷失。我们不断地奔向建功立业的目标，随手抛下生命的不同阶段为我们准备的种种快乐与美丽，而这些快乐与美丽是一去不复返的。

每个男人都需要格外认真地再想一想：男人何必一定要“三十而立”？男人是否真的一定要“立”？怎样才算真正的“立”？

孔子生活的时代，人类还没有积累太多的知识，用20几年的时间确实能够学到不少了；而在知识爆炸的今天，学到老也只能接触些皮毛，对人才的要求亦远非公元前的社会可比，真正的“立”便更难了。

中国的高等教育完成较早。在西方，包括台湾，人们一般在30岁左右完成学业，事业在35岁以后明显见成效。国际人才学的研究显示，除演唱等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领域外，最出成果的年龄段均在40岁以后。退一万步说，孔老先生是何等人才三十而立，如果我们真想和他争个高低，那便是自找苦吃了。你和他争完了三十而立，是不是还要争四十不惑、五十知天命、六十耳顺、七十而随心所欲呢？

对“三十而立”的苛责，还有一层其早期出现时的背影。2000多年前，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，也就是说，如果30岁还没做成什么事情的话，这辈子就干不成什么了。今天，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接近80岁，人生七十不稀奇，重视体验生活过程的人，不必太着急了。联合国近年决议将青年的年龄上限设到45岁，我们更有充足的时间悠着来了。

三十不一定要立，那么，男人是否真的一定要“立”呢？对男人成功的要求，是蔑视女人的男权社会的产物，社会把女人当作不能自食其力的人，才格外需要男人成功。只有成功的男人才能养家糊口，正如原始社会，只有在狩猎上成功的男人才能喂饱家里的老婆一样。几千年的历史，使男人成功接近于一种集体无意识。而在男女平等的社会，提倡自己养活自己。

男人对“而立”的追逐，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自己在两性市场的价值。女人对男人事业的高要求，本质上是被圈养的历史造成，今天一些口口声声宣称自尊自立的新知识女性，仍非成功男人不嫁，便令人匪夷所思了。

那么，什么是“立”呢？孔子说的“三十而立”，按朱熹的批注，仅指自立。如此说来，今天的男人只要不再向老爸老妈手心朝上了，便算得“立”。

所谓“立”，如果说的是三十岁时有自己稳定的工作，充足的收入，良好的精神状态，则无可厚非。而且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。但问题是，当我们谈论“三十而立”的时候，总是对“立”有过高的期望值，经济富裕甚至富有，名声显赫至少是小有名气，经商则产业殷实，治学则著作刊行，从政则至少要混个科长、处长当当。对“立”的攀比，早已脱离孔圣人的本意，而使人更迅捷地接近病态。

当时间、空间、质量对我们形成三重压迫的时候，男人便完了。

“三十而立”作为一种进取精神来弘扬，无可厚非，但弄到成了男人的枷锁，孔老先生在天有灵，准会忙着亲自改写《论语》：“吾十五而有志于学，三十而知男人解放……”